一批出自于13-14世纪的达垄噶举的唐卡，一直是成熟的藏帕风格(Sherii Style)绘画艺术，其高度规范与制式的表现方式为藏中祖师唐卡类型的典型代表，而被中外学者与艺术市场所广泛研究与讨论。其中最常于唐卡上出现的祖师为达垄初祖札西贝、三祖桑杰雅钧，以及达垄分支的藏东类乌齐寺初祖桑杰温(Onpo Lama Rinpoche, 1251-1296)。这里出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实，那就是描绘桑杰温的唐卡在这批达垄噶举的唐卡中占有很高的比例，而达垄主寺四祖秋杰塔西喇嘛(Choje Tashi Lama, 1231-1297)在唐卡中却几乎没有出现。这其中隐藏了一段关于达垄噶举内部争夺住持位置的故事。下面我们将透过这幅桑杰温的唐卡来探讨祖师唐卡的一些基本元素，包含图像辨识、风格、祖师谱系、年代与供养人关系，并且从中一探这段历史故事在这幅唐卡表现中可能出现的影响。 

图1  类乌齐寺初祖桑杰温与其祖师谱系

14世纪上半叶

本幅唐卡（图1）现存于巴黎吉美美术馆。主尊为一藏传佛教僧侣，呈四分之三侧面面向前方。在达垄噶举唐卡中，只有初祖札西贝会以全正面形象呈现。我们可以根据其面部特征与这幅唐卡背面的铭文得知，这幅唐卡的主尊为桑杰温。桑杰温曾短暂的在1272年当过达垄寺的住持，是以专注于佛法研究而被当时萨迦政权与蒙古统治者尊崇的桑杰雅钧的弟子。在风格上，这幅唐卡承袭了达垄噶举唐卡一贯的表现形式，属于标准的藏帕风格。藏帕风格自12世纪以来即为藏中多数寺院的主要艺术表现形式，其采用严格的棋格式布局，有着镶有五彩珠宝的边框与多层次不同颜色与装饰的头光等特色。在所有的达垄唐卡中，这幅唐卡的装饰显得特别繁复与华丽。

图2  不同唐卡中出现的桑杰温绘像

桑杰温在唐卡中出现的样貌相当年轻（图2），但这不足以作为判断这幅唐卡年代的证据，因为在祖师唐卡中，许多唐卡乃是参照较早的唐卡绘制而成的。另外，如同下文将会讨论的，祖师唐卡的目的在于透过符号与描绘手法，将祖师的形象提升到与佛陀相等的地位，因此画像与本人之间的真实性与否并非是祖师唐卡的重要目的。

图3  祖师谱系

在唐卡的上方是其祖师谱系（图3）。祖师谱系在后弘期藏传佛教新兴派系中，具有相当重要的象征意义。其目的在于，将当前该派系所传承的教法与古代印度佛教做出连结，用以彰显其教法与教派的正统性。而对于后世艺术史研究者而言，祖师谱系也具有协助判断该唐卡年代的作用。判断一祖师谱系的起点，是了解此一传承的第一步。在这幅唐卡的谱系中，其起始于中央右边的密法本尊金刚总持（1），然后转向左可见到早期噶举传承主脉上师帝洛巴（2）、那洛巴（3）、玛尔巴（4）与米拉日巴（5）。冈波巴（6）出现在左列边栏的第一个位置上，接着转到了中间右方，在佛陀像右边的依序为帕竹噶举祖师帕木竹巴（7）、达垄噶举祖师札西贝（8）、二祖古雅仁钦冈（9）(Kuyal Rinchen Gon, 1191-1236)。祖师谱系中最尊荣的位置，即顶部横列的正中央，则献给了主尊的上师达垄三祖桑杰雅钧（10）(Sanggye Yarjon, 1203-1272)，这种特别将主尊的直接上师置于其上端的表现方法也经常见于祖师唐卡中，以表示在密法传承中对于上师之绝对尊崇以及与主尊之间的传承关系。这里可以见到桑杰雅钧的绘像被另外四尊喇嘛绘像包围着，这种表现手法在早期唐卡中并不多见，而这四位喇嘛可能与桑杰雅钧钧之间具有教法传承关系。所有的喇嘛后面皆绘有头光，暗喻着他们的得道者身份。

祖师唐卡中所欲传达的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即为将所描绘的上师神格化，使之与释迦牟尼具有相同的地位。这种概念因着上师瑜伽的流行而特别在后弘期新兴教派中被强调。在这幅唐卡中，主尊桑杰温（11）两旁可以见到通常只在佛陀画像中出现的随侍菩萨绘像，分别为文殊菩萨与金刚手菩萨。二随侍菩萨伴随着主尊释迦牟尼的概念在犍陀罗时期即可见到，是一种很经典并常见的佛陀表现。而借用随侍菩萨概念手法，即使在祖师唐卡中也极为罕见，通常只见于达垄噶举中桑杰温的绘像唐卡之中。关于为何只有桑杰温的绘像出现这样的表现还尚未获得证实，但根据本文以下将讨论的达垄寺历史，我们可以猜测或许是桑杰温的门人弟子为强调其在达垄传承中的正统性，因此希冀用这样的表现来更加强调桑杰温的地位。其他具有彰显所绘上师如同佛陀的表现方式与符号，包含上师坐于莲座的视觉呈现、双手结说法印、原本只用于神祇绘像的头光与弓眼、脚掌上与手掌上的法轮图纹等；另外上师的脚掌以红色表现，则使上师绘像脱离人物实像而更像是一尊神像。

在这幅唐卡的祖师谱系中，我们看到了其强调桑杰温与其上师桑杰雅钧之间的直接传承关系；同时有趣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达垄寺四祖，也是桑杰温的师兄秋杰塔西喇嘛的绘像。这里牵涉到一段达垄噶举内的插曲。桑杰雅钧身处的时代是蒙古与萨迦联盟统治西藏的时期，而在当时，达垄噶举与其住持桑杰雅钧因其在佛法上的成就而在卫藏地区有着众多信徒并享有盛名。虽然达垄寺并未直接卷入蒙古内部的权力征伐中而始终保持其独立性，但因其在之前的蒙古继承权内战中支持忽必烈的对手阿里不哥，故此被之后成功夺得政权的忽必烈势力所忌惮。桑杰雅钧本人为了保持达垄寺在佛法研究的独立性，但同时亦须与蒙古统治者保持和平的关系，派遣了其侄子，也是被公认为下一任达垄住持继位者的秋杰塔西到萨迦为人质。在桑杰雅钧圆寂时，由于不确定秋杰塔西喇嘛是否能回来，桑杰雅钧的另一个弟子——年轻并以佛法研究著名的桑杰温被推举为达垄寺第四任住持。桑杰温也宣称获得了桑杰雅钧亲自的传承。然而，桑杰温只在达垄寺担任住持一年，1273年，秋杰塔西喇嘛在萨迦派与蒙古的支持下回到了达垄寺并夺回住持之位，而桑杰温与其门人，携带着达垄寺的许多经典与艺术宝藏逃离至藏东昌都地区，并在当地建立了达垄支派类乌齐寺。

图4  唐卡背面铭文

根据这段故事，以及本幅唐卡中右下角的供养人画像与背后的一段铭文（图4），为我们对于这幅唐卡的制作年代与出处提供了可能的线索。很显然，如果是达垄寺于1273年之后所做的唐卡，则应不会出现任何桑杰温的绘像。根据这样的历史背景，则这幅桑杰温唐卡的制作时间只有可能是1272年桑杰温担任住持期间，或是1273年后其离开达垄寺，建立了类乌齐寺之后的时间；而在通常的情形下，唐卡上的供养人会是画中祖师谱系中最后一个人物的下一代弟子，并且供养人的出现多是在所绘的上师已经圆寂后。这幅唐卡中祖师谱系最后一个即为桑杰温。然而，供养人在背后铭文中提及桑杰温后，又提到了另外两人的名字，包含类乌齐寺的第二任住持Orgyen Gonpo与另一位尚未确认身份之人。如就此推算，则这幅唐卡的制作年代应该是在类乌齐寺第三任住持在位期间，时间应为14世纪上半叶。  

这幅唐卡暧昧地向我们透露了13世纪下半叶至14世纪时，藏中达垄噶举所面临的宗教环境与政治局势，我们可以从中归纳出几个讯息。透过繁复而刻意的表现手法，桑杰温的传人们热心地试图将桑杰温的形象提升到至高的地位，包含强调其与桑杰雅钧的直接传承关系，以昭示其教法与类乌齐寺在达垄噶举传承中的正统性，甚至使用了随侍菩萨的表现来凸显其无上地位。同时，这幅唐卡也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其他同一批达垄噶举唐卡的来源问题。这一批达垄噶举的唐卡更有可能出自于藏东的类乌齐寺，包含桑杰温从藏中达垄主寺所携带过去的，以及之后于类乌齐寺所绘制的。

（来源：喜雅艺术，作者：陈秉扬）